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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山问道

 发布日期: 2021-06-28  访问量:   来源:解放军报

那是百年前的一个清秋。枫叶红透,稻菽金黄,韶河碧透,栾花芬芳,秋风沉醉。

一个少年收拾好行装,一根竹扁担,一头是一个包裹,里面是几件换洗的衣服、蚊帐、床单;另一头是一个篮子,放着两本书。风撩起他的长衫,晨曦打在他脸上,目光里写满笃定前行的坚毅。

这是一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乡间小道,母亲就是沿着这条小道把3岁的他送到外婆家,一待就是6年。这条小路,因此被亲切地称为“外婆路”。

这是一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间小道,从韶山冲东茅塘出发,穿滴水洞、过滑油潭、翻云盘山,行程8公里,就到了湘乡外婆家。

那时的他也许不会想到,自己挑起的将是一个饱受百年凌辱的民族的前途与命运,找到的将是一条深刻改变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走向的真理大道。

那一年是1910年,毛泽东17岁,已经长成一个“壮劳力”了。他的这次出走,不再是“走亲戚”,而是要走出韶山冲,去寻找另一条路。

为了弥补父亲损失一个“长工”的遗憾,执拗的毛泽东,东挪西凑了12元钱塞到父亲手里,那是一个长工一年的工资。他与父亲曾有过各种“不对付”:10岁时逃学,家人找了3天才找到;13岁时被父亲追打,威胁父亲再往前追就跳进水塘……

毛泽东回忆说:“我学会了恨他。”实际上,他与父亲的矛盾,是“两个算盘”之间的矛盾——父亲一心想要他拨弄好家里的小算盘,他却想着打好天下的大算盘。

我曾多次拜谒过韶山,每一次都被神圣所包裹。对这条小道,更是情有独钟。

8公里的山路,像是一条时光隧道,系着两个世界:一头是封闭的山村,一头是现代文明。

在东山学校这所“洋学堂”,毛泽东广泛接触了维新派等新思想,从“洋教员”那里知道了日本,从一篇文章里第一次知道了美国,从《世界英杰传》里知道了拿破仑、叶卡捷琳娜、彼得大帝、格莱斯顿、卢梭和林肯。

毛泽东立志出乡关,不是为自己谋生路,而是为国家和民族谋出路。就像后来,他在《民众的大联合》作出的论断:“国家坏到了极处,人类苦到了极处,社会黑暗到了极处。”对毛泽东等仁人志士而言,因为看不清前行的方向,找不到民族的出路,心情也是苦闷到了极处。

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:“对于宇宙,对于人生,对于国家,对于教育,作何主张,均茫乎未定……抑且太觉糊涂。以糊涂为因,必得糊涂之果,为此而惧。”

这种困惑困顿困窘困厄,从他最初的职业选择体现得最明显。到长沙后,他一度靠着看报纸广告,选择自己的职业……每报一次名,毛泽东都会给父亲写信要钱,都得搭上一元报名费。

这种困惑困顿困窘困厄,从他在京城的生活可以窥见。在北大后门的一个大杂院里,他跟七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,每逢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;因为手头拮据,8个人合买一件棉衣,出去的时候轮流穿。即便后来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一份差事,但由于职位低微,大家都不理他。

即便如此,却从没有挡住他的上下求索。纵观毛泽东一生,不是在寻路,就是在赶路。他的坚忍不拔,他的处变不惊,他的宽容大度,他的远见卓识,无不呈现出一种令对手都敬畏的“心之力”。

他曾与朋友约法“三不谈”:不谈琐事,不谈金钱,不谈男女之事。“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——人的天性,人类社会,中国,世界,宇宙!”他甚至于大声疾呼:“天下者,我们的天下;国家者,我们的国家。社会者,我们的社会。我们不说,谁说?我们不干,谁干?”

他时刻在做思想、文化、精神,以及体魄上的一切储备。他曾每天早起走3里路去定王台的图书馆,第一个到,晚上最后一个走,中午仅靠两个米糕充饥;他喜欢跑到岳麓山顶,对着树木大声讲话,朗诵唐诗;他曾约友人不带分文,行程900多里,用一个暑期走遍5个县城;他还是一个“挑战”者,即便大冬天也要在湖南一师的那个井旁洗冷水澡。

当然,他还是一个众所周知的“游泳健将”,经常与蔡和森等好友去湘江游泳。游完后,“就在沙滩上或坐或睡或赛跑,兴之所至,随意漫谈。他们的身体沐浴在流光晚照之中,他们的心却驰骋在人生的战场上”。

想想看,这是一幅多么令人艳羡的少年发奋图啊。他们忘记了烦恼,忘记了穷困,忘记了给自己谋一官半职,却没有忘记“民之所呼”,没有忘记“国之大者”,“以真理为归,真理所在,毫不旁顾”。

但真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,而是同样经历了困惑与迷茫,徘徊与挣扎。“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、民主改良主义、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。”“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,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……”“我正在找寻出路。”

多年以后,毛泽东回忆说:“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?听都没听说过。”

他接触到的第一本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著作,是表兄文运昌给他送来的《盛世危言》——开头第一句“呜呼,中国将亡矣”,让青年毛泽东受到心灵震撼。他说:“我读了这本书之后,我为我的祖国的将来担心,起始认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。”

1915年某天晚上,毛泽东和萧瑜在山坡上吹着风、望着星空,想着创办新民学会。

1918年4月,在荣湾村蔡和森家里,新民学会宣告正式成立,点亮了湖南天空中第一盏红色信号灯。巧合的是,出席会议的人数与党的一大一样,也是13人。新民学会成立时,除了毛泽东和蔡和森,还有何叔衡、李维汉、萧三等11人。

毛泽东回忆说,那一天天气晴好,微风吹拂着蔚蓝色的江水和湘江两岸鲜绿色的小草。这一美景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1920年,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。这一年,他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,而且从此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

1921年6月,在“黑云蔽天,作欲雨状”的天色中,毛泽东和何叔衡在湘江边搭乘一艘轮船,赶往上海参加党的一大。

山间小道与革命大道,似乎有着某种天然的历史暗合。

纵观毛泽东的一生,从来没有停止过寻路与探路。长征途中,他曾亲笔写过一张《行军告示》:“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、小路、直路和弯路。”“走过白天是黑夜路,走过黑夜是白天路,走过天涯还有路!”“走上坡路、下坡路、岔路和斜路,还要准备走绝路!”“走完绝路,我们再赶路!”

不知道在后来风雨如晦的岁月,抑或红旗漫卷的征途,毛泽东有没有想起过这条韶山小道?倘若当年没有走出这条小道,中国的革命道路是否会重新改写?这条小道,见证了一代伟人的求索与成长,也见证了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。他们少年时艰辛寻路的样子,何尝不是我们党少年时艰苦求索的样子!(伍正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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